怀念王庭栋：追忆一位老一辈领导者的品德风范

我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追忆王庭栋给我们农经学界留下的那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怎样做人、做学问和做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经学界的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我们山西就是国内公认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省份。在这个时期，我省农经学界的领军人物是王庭栋。这要追忆到30年前，他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我们完成的两件往事。 第一件是1980年3月15日成立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我和夏兴农老师参与了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夏老师在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夏老师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理事，1979年8月到苏州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要求各省市成立农经学会。我们俩到省农业厅找石效由副厅长，他分管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他表示搞学术团体是个“新事物”，应向领导请示看怎么办好。他请示了王庭栋书记（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后受到很大鼓舞，并向我们传达了三点指示：一是学会一定要办；二是由省委的部门出面好，可请陈国宝同志（时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牵头；三是团结更多的人为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服务。陈、石和我俩共同商定了学会有关成立的事项，又专题向王书记当面汇报，他看着理事建议名单，仔细询问各位尚不熟悉的教授专家的情况。当我介绍到廖少云是国内知名的专攻美国农经的学者，最近还在我主编的《经济问题》第二期发表他的译文（美）“土地衰退对于粮食和能源的影响”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才难得。尊重人才，就要诚心诚意地爱护人才，要为人家创造条件，才能发挥人家的作用。他特别嘱咐说，学会要办点实事，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服务工作。 省农经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28位，其中党委政研部门、政府经管部门和院校科研单位的农经专业骨干各占约三分之一。王庭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陈国宝为理事长，石效由、杨联苗、陈家骥、廖少云、夏兴农、张炳星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由石效由兼任。这样，就把省内已有的三部分农经力量组合成为一支具有相当创新能力的专业队伍。学会的成立，为山西农经学科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各路人才施展才华搭建了一座舞台。 1983年3月1日—6日，省农经学会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就是在王庭栋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召开的。他到会第一位发言，题目是“农村革命·方兴未艾”，总结了我省农村改革出现的三个特点和两大创新（户包治理小流域、商品粮专业户重点户）。霍泛和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王耕今等老领导老专家也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92位，撰写论文和调查报告30余篇。会议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对当时农村中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即公有制、按劳分配、联合体和专业化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是我省农经学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学会主办的《山西农经》1983年试刊第一期，为会议发了专刊。 王庭栋从1980年到2010年，担任学会名誉会长30年，他回顾总结这段学会工作经验时指出：在长时期的学会活动中，我体会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农经理论研究必须同农村改革发展实际结合。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其生命力在于联系实际，服务社会。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仅仅跟在现实后面去解释现象，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不回避难点，不回避争论，也不要形成“泛化”和片面“拔高”的倾向。农经学会可以团聚一批思想敏锐、联系实际的年轻的农经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通过老、中、青结合的各种形式的学会活动，为我省农经界不断发现和扶植跨世纪人才服务。希望继续办好《山西农经》这一期刊，作为学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第二件是1981年7月11日成立山西省农村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1979年5月我和夏兴农负责省农业区划经济调查与经济区划项目。经过两年，完成了第一批农经调查试点县（昔阳等5个县）的任务。参加农经调查的有不少学有专长的各类人才。我们向时任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刘锡田、副主任李仁安、杜仁汇报时建议，为了吸引人才，应与他们建立稳定的联系。这个想法得到王庭栋书记的肯定和支持，他和副省长兼农业区划委主任赵力之商定，成立一个不占编制的研究室，作为联系专家学者的决策咨询单位，定名为农村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聘请我兼任研究室主任，张沁文为专职副主任。于1981年7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举行第一次课题协调会议，赵力之代表省委到会讲了话，刘锡田主持了会议，宣布成立研究室的宗旨和第一批特邀研究人员名单。为了给研究人员创造阵地和“窗口”，于1981年8月5日创办了《农村发展探索》（不定期内部学术刊物），并出版了第1期。我和张沁文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一直办到第7期。张沁文同志调任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刊物转到中心主办，改由张沁文为主编。 1982年元月7日至10日，研究室在太原召开了第二次课题协调会。王庭栋书记到会亲切地看望了特邀研究人员，一一问好。他充分肯定了研究室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并指出当前协作攻关的重点和方向。他说：当前的问题是，在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民近期的生产目标由自给性生产转移到追求商品性生产，农村中蕴藏着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开展多种经营的决策，是抓住了搞活农村全局的一个环子，也是实现我省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突破口。据此，我们会议确定了1982年协作攻关的总课题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技术经济战略研究。到会讲话的还有省委常委、副省长霍泛，省农委副主任范履端、阴发祥，省科协副主任袁吉平、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守贤，以及农口各厅、局、院的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1983年成立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特邀研究人员全部转为中心的特邀研究员。所确定的攻关课题也同时全部列入中心的研究课题计划。这样，就在王庭栋书记协调指挥下，为我省农经学界构建了两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绿色通道”，即社团的群众性学术团队和政府的专业性咨询团队。他引导、凝聚和调动了当时像我们这一辈五十岁左右的学术带头人和政策研究专家，都有一股想把过去耽误的时光夺回来的急迫心情，恰好再遇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策环境和生态氛围，就倍加热情焕发，一心敬业，艰苦奋斗。围绕我们这些人，又培养带领着一批三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和专家，他们这一辈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潜力。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共捉入笔，共建农经学科事业，共同向党和政府进言献策的蓬勃向上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学术繁荣的景象。这就是我省农经学科事业进入“黄金”时期的主要特征。 王庭栋是我国著名的农村政策理论专家。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为他1994年出版的《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下简称《调查研究》）作序中评说：王庭栋同志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改善农民的地位，转换农村面貌，几十年如一日，执著追求，奋斗不息。经历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几次制度变迁！在工作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这种经验具有切身感受的直接性，不论个人成长，还是党的成长，都有赖于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我省农经学界学者和专家就是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王庭栋主任就是引领我们深入农村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感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指导老师。他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和精辟论点，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政策理论思维。譬如关于要正确对待农民的观点，他回顾“反右倾”的历史教训时说：不论那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农民的关系好，困难就容易克服，事业就大踏步前进。我们要十分珍重我党历史上对农民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共产党的干部，始终是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任何时候都不能站在农民头上欺侮农民，剥夺农民，不能与农民争利，不能坑害农民，仍然要敢于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农村工作中，不管取得多大成绩，切忌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这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甚至要死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所以，他论断说：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譬如农村改革的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农民选择的观点，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在党中央精神的激励下，农民逐渐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典型创造层出不穷，专业户、重点户、科技致富户、户包治理小流域、家庭农场、林场、新联合体、劳力参股、股份合作开发农业等等，丰富多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在农村工作上的良好效应，是党的群众路线生动活泼的体现。 譬如关于改革的阻力来自上面的观点，他针对“左”的错误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下达时，下面同志害怕层层挨整。显然，“左”的错误在领导，改革的阻力来自上面。因此，山西省委诚恳地告诉大家，在山西发生的问题，责任在省委，凡是由于上级规定的任务和政策不适当，上级干部瞎指挥，不允许下边实事求是，致使下级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一律由上级领导承担责任。 王庭栋主任还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式的具体指导。从我经历的几件往事，看得出他对后辈人的循循善诱、苦口婆心。 1981年春，他深入河曲县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农民苗会瞒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成功经验。他提出“依靠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号召。1983年7月在山西省户包治理小流域政策技术经济讨论会上，有专家建议成立省（或者县）开发公司，由国家投资治理小流域，实行“两靠”即靠农民与靠国家并举。我也赞成。理由是国家能源基地建设，应该补偿对环境的破坏，其中包括水土流失的治理。王庭栋书记对我说：你们说的道理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国家的财力很有限，治理几千万亩的小流域，还要靠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国家投资那一头，当然一定要努力争取，愈多愈好嘛。经过20年的实践，到2001年7月，在我们几个学术社团与晋中市政府联合召开的治理开发“四荒”研讨会上，他发表了“小流域，大趋势”的讲话，赞成“大户”治理的会议主题，指出：在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家庭林牧场、产业大户、农业庄园、生态开发公司等经营方式。在农民自己开发的同时，各行各业也有一些人参与进来。有一个民营企业华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科技先导、产业治荒、企民共富的经营理念为指导，在政府推动下，企业运作，分期开发50万亩“四荒”土地……当地新闻媒体称这些为“华德现象”。 20年前他热情地支持户包治理小流域的经验，那是当时当地群众首创的新事物；20年后他同样热情地支持公司大户治理“四荒”的经验，也是当时当地群众首创的新事物。这是彻底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政策路线。他善于把握我们党在农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间，由晋中市农委主任韩国昌执笔起草的《大力推进“四荒”资源治理开发产业化经营的政策建议》，我们呈报省委，于2002年8月30日批示：此议很好，请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实施意见。 1985年3月，我们撰写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讲座》（关于学习中央一号文件辅导讲座）一书，也是在王庭栋书记亲自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在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后，王书记找我安排此项任务，他说：省委决定对农村干部进行大规模训练，指定你负责写一个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辅导材料，赶到培训干部时发下去用。我感到压力很大，说：我没有写过这种中央重大决策的理论宣传题材，心里没底，怕写不好。他说：没写过的题材，努力边写边学嘛！你上月在北京座谈会上的发言“题材”就好嘛（指1984年12月中旬，国务院农研中心召开的特邀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按那种问答方式写成教材，要让基层干部和农民有问有答，通俗易懂。我当时备受鼓舞，深知是前辈的鞭策。我和省社科院经济所的杨维廉、薛拣民、杨国玉、张纪宏四位研究人员共同努力，按时完成了“讲座”初稿，王书记委托省农村政研室张雪、梅家篪两位专家审定，出版印刷5万册，发至全省农村。获得这项“十问怎么办”创新成果的指导老师是——王庭栋。 王庭栋是我们是省农经学界的知心朋友。他清正廉明的品德、朴实无华的文风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学界有口皆碑。他和我们的言谈推心置腹，他和我们的交往亲和坦荡。有几件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2年冬，我和陈国宝、张之遇（省农经学会专职副秘书长）到合肥参加中国农经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王庭栋到合肥参加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会议，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晚上，他派秘书找我到他房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省里要提拔一批中青年干部，有三个部门提名要你，一个是省委的XX，一个是政府的XX，再一个是你们的社科院。你觉得哪个单位更适合你？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深思了片刻，恳切地回答：我就在社科院吧！研究一点问题，写点东西，当个参谋，现在干得挺顺心的。他说，那好吧，干什么工作干得顺心就好。他还说：你回去要有什么想法，可以再找我说一说。就这样，我从1983年任省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直至1994年离休，干了11个年头，我再没有找过他说自己任职的事，他也没有再提起过。他和我的上下级关系，就是这样清白透明的。 我和王庭栋主任还有一个习惯性的约定，我参加了国际的或是全国的学术会议，都要向他汇报有什么新的理念和观点，联系我们山西应该怎么办？1997年9月13日—21日，在台北市召开“21世纪两岸农业发展方向学术研讨会”。中国农经学会在全国征文，选定了我撰写的“中国农业生态与环境”一文，作为大陆代表作品参会并列为大会主讲人。会后，王庭栋主任得知此事，很想了解会议情况。我打电话跟他预约汇报时间，他说：你现在要车不方便，我到你家去谈吧！我赶快说，我向您汇报，哪能让您跑呢？他说，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办，把你家的住址告诉我好啦。他到我家前，让秘书专门告诉不要接送，按时在家里等着就行了。我感到不安，也只能从命。给我留下记忆最深刻的，是他那认真听我的汇报，像小学生一样地记录每一句要紧的话，有时还停下来问问两岸讨论的八个主题及不同观点、台湾学者的称呼、专业合作社（农协）的地点名称。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听别人发言时一直都是用一本小32K的笔记本，还用一块透明的小薄板垫着，伏案作着记录。这已经成为他在我心中的一位恭恭敬敬学习、认认真真办事的人民公仆的形象。 王庭栋主任对专家、教授的工作、生活环境十分关心体贴。 1983年冬，山西农大农经系主任廖少云教授，因为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严重冲击，为了摆脱感情上的伤痛，决意移居美国投奔他的叔父（美国著名农经学家，时任加州农经学会会长），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王庭栋主任得知此事，立即让我陪同他专程到太谷廖少云先生家，看望廖夫人（廖先生回福建老家探亲），诚恳表示挽留他们的心愿，决定请廖先生主持组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所，安排廖夫人到院图书馆工作，分给他们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等等。廖夫人十分感动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省委书记能亲自登门挽留我们！？她的话刚说出口就已经是泣不成声了……虽然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廖先生，但他到美国后一直与我们保持着经常联系，介绍他怎样向美国大学生教授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讲稿，还继续向我们办的《农村发展探索》投稿，我们也一直保留着他的编委身份。他一再表露他对省委领导的知遇情怀。后来，廖先生在农大的教学接班人刘蓉芬教授，被推选为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王庭栋撰写的《调查研究》一书中，印有一张作者与她的合影彩照，作者刻意注明“向刘蓉芬教授学习”的字句。这是一张永久的印证，在它背后铭刻着历史的记忆——王庭栋主任是我们学界的知心朋友。 （陈家骥口述 常菊香整理） 我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追忆王庭栋给我们农经学界留下的那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怎样做人、做学问和做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经学界的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我们山西就是国内公认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省份。在这个时期，我省农经学界的领军人物是王庭栋。这要追忆到30年前，他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我们完成的两件往事。第一件是1980年3月15日成立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我和夏兴农老师参与了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夏老师在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夏老师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理事，1979年8月到苏州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要求各省市成立农经学会。我们俩到省农业厅找石效由副厅长，他分管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他表示搞学术团体是个“新事物”，应向领导请示看怎么办好。他请示了王庭栋书记（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后受到很大鼓舞，并向我们传达了三点指示：一是学会一定要办；二是由省委的部门出面好，可请陈国宝同志（时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牵头；三是团结更多的人为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服务。陈、石和我俩共同商定了学会有关成立的事项，又专题向王书记当面汇报，他看着理事建议名单，仔细询问各位尚不熟悉的教授专家的情况。当我介绍到廖少云是国内知名的专攻美国农经的学者，最近还在我主编的《经济问题》第二期发表他的译文（美）“土地衰退对于粮食和能源的影响”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才难得。尊重人才，就要诚心诚意地爱护人才，要为人家创造条件，才能发挥人家的作用。他特别嘱咐说，学会要办点实事，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服务工作。省农经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28位，其中党委政研部门、政府经管部门和院校科研单位的农经专业骨干各占约三分之一。王庭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陈国宝为理事长，石效由、杨联苗、陈家骥、廖少云、夏兴农、张炳星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由石效由兼任。这样，就把省内已有的三部分农经力量组合成为一支具有相当创新能力的专业队伍。学会的成立，为山西农经学科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各路人才施展才华搭建了一座舞台。1983年3月1日—6日，省农经学会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就是在王庭栋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召开的。他到会第一位发言，题目是“农村革命·方兴未艾”，总结了我省农村改革出现的三个特点和两大创新（户包治理小流域、商品粮专业户重点户）。霍泛和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王耕今等老领导老专家也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92位，撰写论文和调查报告30余篇。会议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对当时农村中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即公有制、按劳分配、联合体和专业化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是我省农经学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学会主办的《山西农经》1983年试刊第一期，为会议发了专刊。王庭栋从1980年到2010年，担任学会名誉会长30年，他回顾总结这段学会工作经验时指出：在长时期的学会活动中，我体会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农经理论研究必须同农村改革发展实际结合。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其生命力在于联系实际，服务社会。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仅仅跟在现实后面去解释现象，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不回避难点，不回避争论，也不要形成“泛化”和片面“拔高”的倾向。农经学会可以团聚一批思想敏锐、联系实际的年轻的农经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通过老、中、青结合的各种形式的学会活动，为我省农经界不断发现和扶植跨世纪人才服务。希望继续办好《山西农经》这一期刊，作为学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第二件是1981年7月11日成立山西省农村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1979年5月我和夏兴农负责省农业区划经济调查与经济区划项目。经过两年，完成了第一批农经调查试点县（昔阳等5个县）的任务。参加农经调查的有不少学有专长的各类人才。我们向时任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刘锡田、副主任李仁安、杜仁汇报时建议，为了吸引人才，应与他们建立稳定的联系。这个想法得到王庭栋书记的肯定和支持，他和副省长兼农业区划委主任赵力之商定，成立一个不占编制的研究室，作为联系专家学者的决策咨询单位，定名为农村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聘请我兼任研究室主任，张沁文为专职副主任。于1981年7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举行第一次课题协调会议，赵力之代表省委到会讲了话，刘锡田主持了会议，宣布成立研究室的宗旨和第一批特邀研究人员名单。为了给研究人员创造阵地和“窗口”，于1981年8月5日创办了《农村发展探索》（不定期内部学术刊物），并出版了第1期。我和张沁文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一直办到第7期。张沁文同志调任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刊物转到中心主办，改由张沁文为主编。1982年元月7日至10日，研究室在太原召开了第二次课题协调会。王庭栋书记到会亲切地看望了特邀研究人员，一一问好。他充分肯定了研究室成立以来取得的成果，并指出当前协作攻关的重点和方向。他说：当前的问题是，在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农民近期的生产目标由自给性生产转移到追求商品性生产，农村中蕴藏着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开展多种经营的决策，是抓住了搞活农村全局的一个环子，也是实现我省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突破口。据此，我们会议确定了1982年协作攻关的总课题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技术经济战略研究。到会讲话的还有省委常委、副省长霍泛，省农委副主任范履端、阴发祥，省科协副主任袁吉平、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守贤，以及农口各厅、局、院的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1983年成立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特邀研究人员全部转为中心的特邀研究员。所确定的攻关课题也同时全部列入中心的研究课题计划。这样，就在王庭栋书记协调指挥下，为我省农经学界构建了两条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绿色通道”，即社团的群众性学术团队和政府的专业性咨询团队。他引导、凝聚和调动了当时像我们这一辈五十岁左右的学术带头人和政策研究专家，都有一股想把过去耽误的时光夺回来的急迫心情，恰好再遇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决策环境和生态氛围，就倍加热情焕发，一心敬业，艰苦奋斗。围绕我们这些人，又培养带领着一批三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和专家，他们这一辈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潜力。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共捉入笔，共建农经学科事业，共同向党和政府进言献策的蓬勃向上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学术繁荣的景象。这就是我省农经学科事业进入“黄金”时期的主要特征。王庭栋是我国著名的农村政策理论专家。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为他1994年出版的《调查研究与解放思想—农村经济改革的切身经验》（下简称《调查研究》）作序中评说：王庭栋同志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于农村工作，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改善农民的地位，转换农村面貌，几十年如一日，执著追求，奋斗不息。经历土地革命、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几次制度变迁！在工作中，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这种经验具有切身感受的直接性，不论个人成长，还是党的成长，都有赖于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我省农经学界学者和专家就是从这种经验中吸取营养和教益，而不断成长起来的。王庭栋主任就是引领我们深入农村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感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指导老师。他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和精辟论点，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政策理论思维。譬如关于要正确对待农民的观点，他回顾“反右倾”的历史教训时说：不论那一个历史时期，党和农民的关系好，困难就容易克服，事业就大踏步前进。我们要十分珍重我党历史上对农民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共产党的干部，始终是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任何时候都不能站在农民头上欺侮农民，剥夺农民，不能与农民争利，不能坑害农民，仍然要敢于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农村工作中，不管取得多大成绩，切忌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这是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甚至要死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啊！所以，他论断说：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譬如农村改革的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农民选择的观点，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在党中央精神的激励下，农民逐渐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典型创造层出不穷，专业户、重点户、科技致富户、户包治理小流域、家庭农场、林场、新联合体、劳力参股、股份合作开发农业等等，丰富多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在农村工作上的良好效应，是党的群众路线生动活泼的体现。譬如关于改革的阻力来自上面的观点，他针对“左”的错误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下达时，下面同志害怕层层挨整。显然，“左”的错误在领导，改革的阻力来自上面。因此，山西省委诚恳地告诉大家，在山西发生的问题，责任在省委，凡是由于上级规定的任务和政策不适当，上级干部瞎指挥，不允许下边实事求是，致使下级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一律由上级领导承担责任。王庭栋主任还对我们进行言传身教式的具体指导。从我经历的几件往事，看得出他对后辈人的循循善诱、苦口婆心。1981年春，他深入河曲县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农民苗会瞒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成功经验。他提出“依靠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号召。1983年7月在山西省户包治理小流域政策技术经济讨论会上，有专家建议成立省（或者县）开发公司，由国家投资治理小流域，实行“两靠”即靠农民与靠国家并举。我也赞成。理由是国家能源基地建设，应该补偿对环境的破坏，其中包括水土流失的治理。王庭栋书记对我说：你们说的道理是对的，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国家的财力很有限，治理几千万亩的小流域，还要靠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国家投资那一头，当然一定要努力争取，愈多愈好嘛。经过20年的实践，到2001年7月，在我们几个学术社团与晋中市政府联合召开的治理开发“四荒”研讨会上，他发表了“小流域，大趋势”的讲话，赞成“大户”治理的会议主题，指出：在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家庭林牧场、产业大户、农业庄园、生态开发公司等经营方式。在农民自己开发的同时，各行各业也有一些人参与进来。有一个民营企业华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科技先导、产业治荒、企民共富的经营理念为指导，在政府推动下，企业运作，分期开发50万亩“四荒”土地……当地新闻媒体称这些为“华德现象”。20年前他热情地支持户包治理小流域的经验，那是当时当地群众首创的新事物；20年后他同样热情地支持公司大户治理“四荒”的经验，也是当时当地群众首创的新事物。这是彻底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政策路线。他善于把握我们党在农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间，由晋中市农委主任韩国昌执笔起草的《大力推进“四荒”资源治理开发产业化经营的政策建议》，我们呈报省委，于2002年8月30日批示：此议很好，请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提出实施意见。1985年3月，我们撰写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讲座》（关于学习中央一号文件辅导讲座）一书，也是在王庭栋书记亲自支持和指导下完成的。在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后，王书记找我安排此项任务，他说：省委决定对农村干部进行大规模训练，指定你负责写一个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辅导材料，赶到培训干部时发下去用。我感到压力很大，说：我没有写过这种中央重大决策的理论宣传题材，心里没底，怕写不好。他说：没写过的题材，努力边写边学嘛！你上月在北京座谈会上的发言“题材”就好嘛（指1984年12月中旬，国务院农研中心召开的特邀研究员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按那种问答方式写成教材，要让基层干部和农民有问有答，通俗易懂。我当时备受鼓舞，深知是前辈的鞭策。我和省社科院经济所的杨维廉、薛拣民、杨国玉、张纪宏四位研究人员共同努力，按时完成了“讲座”初稿，王书记委托省农村政研室张雪、梅家篪两位专家审定，出版印刷5万册，发至全省农村。获得这项“十问怎么办”创新成果的指导老师是——王庭栋。王庭栋是我们是省农经学界的知心朋友。他清正廉明的品德、朴实无华的文风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学界有口皆碑。他和我们的言谈推心置腹，他和我们的交往亲和坦荡。有几件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1982年冬，我和陈国宝、张之遇（省农经学会专职副秘书长）到合肥参加中国农经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王庭栋到合肥参加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召开的会议，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晚上，他派秘书找我到他房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省里要提拔一批中青年干部，有三个部门提名要你，一个是省委的XX，一个是政府的XX，再一个是你们的社科院。你觉得哪个单位更适合你？我当时没有思想准备，深思了片刻，恳切地回答：我就在社科院吧！研究一点问题，写点东西，当个参谋，现在干得挺顺心的。他说，那好吧，干什么工作干得顺心就好。他还说：你回去要有什么想法，可以再找我说一说。就这样，我从1983年任省社科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直至1994年离休，干了11个年头，我再没有找过他说自己任职的事，他也没有再提起过。他和我的上下级关系，就是这样清白透明的。我和王庭栋主任还有一个习惯性的约定，我参加了国际的或是全国的学术会议，都要向他汇报有什么新的理念和观点，联系我们山西应该怎么办？1997年9月13日—21日，在台北市召开“21世纪两岸农业发展方向学术研讨会”。中国农经学会在全国征文，选定了我撰写的“中国农业生态与环境”一文，作为大陆代表作品参会并列为大会主讲人。会后，王庭栋主任得知此事，很想了解会议情况。我打电话跟他预约汇报时间，他说：你现在要车不方便，我到你家去谈吧！我赶快说，我向您汇报，哪能让您跑呢？他说，不要再说了，就这么办，把你家的住址告诉我好啦。他到我家前，让秘书专门告诉不要接送，按时在家里等着就行了。我感到不安，也只能从命。给我留下记忆最深刻的，是他那认真听我的汇报，像小学生一样地记录每一句要紧的话，有时还停下来问问两岸讨论的八个主题及不同观点、台湾学者的称呼、专业合作社（农协）的地点名称。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听别人发言时一直都是用一本小32K的笔记本，还用一块透明的小薄板垫着，伏案作着记录。这已经成为他在我心中的一位恭恭敬敬学习、认认真真办事的人民公仆的形象。王庭栋主任对专家、教授的工作、生活环境十分关心体贴。1983年冬，山西农大农经系主任廖少云教授，因为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严重冲击，为了摆脱感情上的伤痛，决意移居美国投奔他的叔父（美国著名农经学家，时任加州农经学会会长），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王庭栋主任得知此事，立即让我陪同他专程到太谷廖少云先生家，看望廖夫人（廖先生回福建老家探亲），诚恳表示挽留他们的心愿，决定请廖先生主持组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所，安排廖夫人到院图书馆工作，分给他们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等等。廖夫人十分感动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省委书记能亲自登门挽留我们！？她的话刚说出口就已经是泣不成声了……虽然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廖先生，但他到美国后一直与我们保持着经常联系，介绍他怎样向美国大学生教授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讲稿，还继续向我们办的《农村发展探索》投稿，我们也一直保留着他的编委身份。他一再表露他对省委领导的知遇情怀。后来，廖先生在农大的教学接班人刘蓉芬教授，被推选为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王庭栋撰写的《调查研究》一书中，印有一张作者与她的合影彩照，作者刻意注明“向刘蓉芬教授学习”的字句。这是一张永久的印证，在它背后铭刻着历史的记忆——王庭栋主任是我们学界的知心朋友。（陈家骥口述 常菊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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