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庭栋追忆一位老一辈领导者的品德风范

我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追忆王庭栋给我们农经学界留下的那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怎样做人、做学问和做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经学界的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我们山西就是国内公认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省份。在这个时期，我省农经学界的领军人物是王庭栋。这要追忆到30年前，他亲自领导和具体指导我们完成的两件往事。

第一件是1980年3月15日成立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我和夏兴农老师参与了成立学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在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夏老师在山西财经学院计划统计系。夏老师是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理事，1979年8月到苏州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要求各省市成立农经学会。我们俩到省农业厅找石效由副厅长，他分管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他表示搞学术团体是个“新事物”，应向领导请示看怎么办好。他请示了王庭栋书记（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后受到很大鼓舞，并向我们传达了三点指示：一是学会一定要办；二是由省委的部门出面好，可请陈国宝同志（时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牵头；三是团结更多的人为贯彻党在农村的政策服务。陈、石和我俩共同商定了学会有关成立的事项，又专题向王书记当面汇报，他看着理事建议名单，仔细询问各位尚不熟悉的教授专家的情况。当我介绍到廖少云是国内知名的专攻美国农经的学者，最近还在我主编的《经济问题》第二期发表他的译文（美）“土地衰退对于粮食和能源的影响”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人才难得。尊重人才，就要诚心诚意地爱护人才，要为人家创造条件，才能发挥人家的作用。他特别嘱咐说，学会要办点实事，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服务工作。

省农经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28位，其中党委政研部门、政府经管部门和院校科研单位的农经专业骨干各占约三分之一。王庭栋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陈国宝为理事长，石效由、杨联苗、陈家骥、廖少云、夏兴农、张炳星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由石效由兼任。这样，就把省内已有的三部分农经力量组合成为一支具有相当创新能力的专业队伍。学会的成立，为山西农经学科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为各路人才施展才华搭建了一座舞台。

1983年3月1日—6日，省农经学会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就是在王庭栋书记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召开的。他到会第一位发言，题目是“农村革命·方兴未艾”，总结了我省农村改革出现的三个特点和两大创新（户包治理小流域、商品粮专业户重点户）。霍泛和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王耕今等老领导老专家也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92位，撰写论文和调查报告30余篇。会议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对当时农村中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即公有制、按劳分配、联合体和专业化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是我省农经学界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学会主办的《山西农经》1983年试刊第一期，为会议发了专刊。

王庭栋从1980年到2010年，担任学会名誉会长30年，他回顾总结这段学会工作经验时指出：在长时期的学会活动中，我体会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农经理论研究必须同农村改革发展实际结合。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其生命力在于联系实际，服务社会。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仅仅跟在现实后面去解释现象，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不回避难点，不回避争论，也不要形成“泛化”和片面“拔高”的倾向。农经学会可以团聚一批思想敏锐、联系实际的年轻的农经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通过老、中、青结合的各种形式的学会活动，为我省农经界不断发现和扶植跨世纪人才服务。希望继续办好《山西农经》这一期刊，作为学会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第二件是1981年7月11日成立山西省农村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1979年5月我和夏兴农负责省农业区划经济调查与经济区划项目。经过两年，完成了第一批农经调查试点县（昔阳等5个县）的任务。参加农经调查的有不少学有专长的各类人才。我们向时任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主任刘锡田、副主任李仁安、杜仁汇报时建议，为了吸引人才，应与他们建立稳定的联系。这个想法得到王庭栋书记的肯定和支持，他和副省长兼农业区划委主任赵力之商定，成立一个不占编制的研究室，作为联系专家学者的决策咨询单位，定名为农村经济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聘请我兼任研究室主任，张沁文为专职副主任。于1981年7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成立大会并举行第一次课题协调会议，赵力之代表省委到会讲了话，刘锡田主持了会议，宣布成立研究室的宗旨和第一批特邀研究人员名单。为了给研究人员创造阵地和“窗口”，于1981年8月5日创办了《农村发展探索》（不定期内部学术刊物），并出版了第1期。我和张沁文分别担任主编和副主编，一直办到第7期。张沁文同志调任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刊物转到中心主办，改由张沁文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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